参与国际同行评议,咱们还得加把油

参与国际同行评议,咱们还得加把油
中国审稿人,请你说“到”

中国审稿人意见应被世界听到 ——专访Publons平台联合创始人安德鲁·普瑞思顿

中国学者很少参与国际同行评议吗?根据最新一项全球规模的调研,答案为“是的”:2013~2017年,中国学者的论文发表量占13.8%,但同行评议贡献量仅有8.8%。

■本报记者 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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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教授孙学军就此在科学网发表博文,引发研究人员热议。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表示:“国内学者不参与国际同行评议,这相当于在国际比赛中放弃当裁判。”其他几位具有多年审稿经历的采访对象也都表达了类似观点。

《天文和天体物理学研究》主编、中科院院士汪景琇,近年接到不止一位美国年轻天文学者希望成为RAA审稿人的请求,希望他以主编身份出具一份确认信,以帮助这些年轻学者获得更多认可。

安德鲁:普瑞思顿本报记者 房琳琳摄

为什么我们参与国际同行评议积极性这么低?学术共同体是否需要更多中国学者参与其中?

1665年,同行评议这种学术评审模式,被《英国皇家学会哲学学报》创始编辑亨利·奥尔登伯格引入学术论文的评价流程。如今,高质量的同行评议,成为顶级期刊与其他期刊区别开来的关键部分,更是科学家对学术界所作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去年被“国际人脑图谱学会”提名新一届理事会主席,让中科院“百人计划”专家左西年走入公众视野。他是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除了学术带头人、博导甚至科普科学家的头衔外,还有一个身份——脑图谱领域权威审稿人。

审稿不积极,积极有目的

对科学家来说,同行评议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如何都绕不过。

以近年为例,邀请左西年发表“审稿人意见”的期刊不下100家,其中有近40次参与同行评议的审稿行为,被收录在名为Publons的审稿人聚合平台上。一键生成的档案和数据分析,让所有人对自己的“审稿贡献度”一目了然。

这项调查涉及全球11000名科研人员,由一家帮助学者标记审稿等学术贡献的网站Publons组织完成。调研报告中比较并强调了中国学者的贡献和影响:论文发表量越来越大,但在同行评议的贡献方面远远落后。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稳步提升,中国投稿人在国际学术舞台越来越活跃,期刊编辑对中国审稿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但相较而言,中国学者对同行评议的参与度有着更大提升空间。

2017年6月,Publons被科睿唯安收购。这个平台基于什么理念创办?对于优化中国乃至全球学术生态有何裨益?中国学者对此还有哪些期待?24日,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了平台创始人之一安德鲁:普瑞思顿。

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马军认为,自己属于比较积极的审稿人,但兼任国际期刊编辑后发现,很多国内学者对审稿邀请回复并不积极,“甚至很多人连论文链接都没有触发就拒绝了,这就欠缺了基本的学术礼仪”。

那么,我国科学家是否有必要作出更多审稿贡献?审稿工作就是纯粹作贡献吗?

审稿人学术贡献度不应被忽视

接受本报采访的期刊编辑纷纷表示,曾遇到国外年轻学者主动发邮件来,申请参与审稿的情况,国内学者却鲜有类似举动。国内有些教授一看到是审稿邀请,甚至会直接当成垃圾邮件处理。

审稿是责任

对学术界来说,论文是记录科学家学术贡献的最佳方式,每一篇文章都凝聚着科研工作者的智慧结晶。

也有一些积极的审稿人。有人主动要求多派一些审稿任务,是为了在申请绿卡时突出自己的学术贡献。有人是为了“卖私货”,什么稿件都不拒绝,审稿意见也都比较正面,但审稿意见中会夹带自己的论文,要求作者引用。马军表示,对于前者会如实反馈情况,后者则会直接拒绝。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汪景琇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审稿是一种社会责任。”

同时,像左西年这样的参与稿件同行评议工作的审稿专家,在稿件转变为公开出版物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帮作者发现瑕疵、完善论述内容结构,提出宝贵的专业建议,与作者一同提升论文的价值。

虽然各有其因,但总体缺乏敬业精神

《真菌多样性》《菌物学》等刊物编委、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蔡磊,做了道简单的算术题:1篇论文至少需要两个审稿意见,如果一个学者作为责任作者发表10篇文章,就需要20个审稿人作出贡献。那么这个学者需要为另外20篇文章提交审稿意见,才能在学术共同体内达到平衡。

审稿工作对于学术界的贡献,同样值得铭记。然而,同行评议这种学术评审模式1665年被引入学术论文评价流程至今,整个学术界一直都未能形成一种完善的模式,无法对同行评议工作审稿专家的贡献给予相应的肯定和证明。

关于“不愿审稿”的原因,Publons联合创始人安德鲁·普雷斯顿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一方面可能有语言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审稿贡献在我国未纳入科研评价体系,因而中国学者更愿意花精力去做研究及发表论文。

结合自己的审稿经历,蔡磊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撰写审稿意见时,减少说空话,应当明确提出论文需要提高和改进的地方,指明是实验设计、技术方案、分析、写作、组织还是语言、陈述方面的问题。对于拒发或是需要重大修订的审稿意见,切忌给出“空洞”的意见。另外,他个人坚持的做法是,除了给出综合性的审稿意见之外,还附上批注过审稿意见的投稿原文。

基于对学术生态圈的观察,2013年,曾是凝聚态领域科研人员的普瑞思顿,与另一创始人共同创立了Publons平台。Publons平台的使命是“致力于帮助科学家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学术共同体”。他用“兴奋”一词,来形容平台初创时,每个学者听到这一定位的反应。

但在马军看来,语言并非主要阻碍因素。“因为专业词汇就那么些,编辑也是根据你的已发论文情况联系审稿的”。他表示,“可能是一些审稿人脱离学术一线,发表的文章大多只是挂名,涉及的物理背景、数学推导过程都可能看不懂了。”

而大幅拖延审稿时间的行为,牵扯到审稿人的责任心,蔡磊认为:“如果没有时间审,要及时告知期刊副主编。”

现在,在平台上自由注册的学者,把躺在自己邮箱中的“审稿感谢信”发布到平台上,会自动生成数据和报告,日积月累,审稿人的价值就被聚合起来,既可为自身学术贡献“背书”,也能证明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写论文可以找人帮你改,写审稿意见不行吧!”孙学军也提出了审稿能力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许多学者缺乏敬业精神,所做学术工作多数是具有功利性和任务性的,对获得国际学术圈认可也不热衷。客观方面,国内学术机构对国际同行评议贡献的认可度较低,导致学者不愿意浪费时间给杂志“白帮忙”。

在中国科协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大力支持我国各类公共资金资助的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在我国中英文科技期刊上发表”。这就需要更多高水平的国内审稿人参与其中。

学术共同体想听中国审稿人意见

但显然,参与同行评议并非“做无用功”,甚至在几位受访者眼中是收获颇丰。

国内审稿人参与度有待提高

一项数据应该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普雷斯顿认为,通过同行评议,中国学者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相关领域最新的科研进展,还可以通过这一学术活动建立自己在全球的科研学术网络,有益于建立未来的合作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审稿人意见出现越多,越有利于提高整体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一份调查显示,《自然—通讯》2016年的所有投稿里,中、美学者投稿占比分别为21%和24%。但在同行评议的参与度上,美国审稿人占比达40%,中国审稿人仅占4%。

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科技论文的数量来看,2017年,中国学者贡献论文453965篇,仅次于美国,排名全球第二。科研成绩显著,但同行评议中,中国学者参与度较低。

有过积极审稿经历的作者,其投稿也会得到更多修改机会。

对于中国学者较少融入国际同行评议进程的原因,《细胞研究》编辑部主任程磊分析道:“国内学者常常在热门领域‘跳来跳去’,欠缺深入研究,那如何让期刊认可你的学术水平?不过近两年,至少在生命科学领域已经有很大改观,现在成长起来的课题负责人对于保持科研的专注度,始终有根弦。”

一份调查显示,在2016年,《自然:通讯》的所有投稿中,中、美学者投稿比例分别为21%和24%。但是在同行评议的参与度上,美国审稿专家占比达到40%,而中国审稿专家仅为4%。

“将自己的期刊审稿情况放进简历里,至少能证明你是一线科研工作者,同时是个乐于奉献的人。”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喻海良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参与国际同行评议是一线科研工作者的义务。“如果科研工作者都不愿意评审他人论文,有一天他自己的论文可能也没有人愿意去评审。”

审稿人成长平台Publons联合创始人安德鲁·普雷斯顿,曾是凝聚态领域科研人员。对于期刊编辑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国审稿人,他认为可能与审稿贡献在我国未纳入科研评价体系有关,致使部分学者对审稿邀请并不积极。

普瑞思顿认为,作为论文评审的重要环节,同行评议需要中国审稿专家的参与,他们的声音也需要被世界听到。

越高参与度,越多话语权

而在国际上,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在内的众多著名科研单位,在对科研人员进行年度工作评价及职位晋升评估中,都要求申请人提交过往审稿报告,作为评价其贡献的指标之一。

他分析:“首先,积极参与审稿,对科学家自身融入国际学术圈很重要,能及时了解学术领域前沿;其次,个人审稿贡献度档案会被平台搜索系统推送给期刊编辑,学者能与期刊编辑建立有效互信联系;最后,中国审稿人意见越多出现,将越有利于提高整体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据Publons的调研,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学者平均每提交一篇文章,就要参与审稿近2次。而在中国、巴西、印度、波兰等地,这一比例仅为0.6。

此外,普雷斯顿指出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原因是,中国学者名字重合度较高,并且即使是不同的汉字,字母表达也是一样的,如果作者又使用了缩写,就进一步提高了编辑找人的难度。日本、韩国也有同样的状况。

打破障碍加速整合将大有可为

“国际同行评议参与度低,这个问题应当重视起来。成为裁判,掌握更多国际话语权,人家才会更尊重你,你也有更多机会展现自己的工作。”孙学军分析说,“下次你去投稿,至少不会因为别人不懂或是不了解你的工作而产生‘误伤’。”

科学共同体需要中国科学家

在中国学者融入国际同行评议进程中,有两大主要障碍:一方面,是学术权威期刊编辑很难找到中国审稿人,其中一个尴尬是专家名字重合度较高,造成个人辨识度不高;另一方面,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对学者的学术成果认可程度最高,作为审稿人的贡献度和价值参考分量不足。

“我们的国际化视野体现在哪?就是中国人去当审稿人、去国际期刊当编辑,这是一个发声的机会。”马军强调,鼓励参与审稿是未来趋势。

审稿工作纯粹是科学家在作贡献吗?

在上午的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蔡磊的观点发人深省:一篇学术论文至少需要两个审稿人给出意见,如果一个学者发表10篇文章,就有20个审稿人作出贡献。那么,这个学者需要为另外20篇文章给出审稿意见,才能达到生态平衡。

普雷斯顿表示,中国科学家正成为重要的学术力量,全球学术共同体需要中国学者参与到同行评议这项重要的学术活动中。

普雷斯顿认为,参与同行评议,可以帮助科学家建立在国际同行中的声誉、第一时间掌握领域内前沿进展,同时通过反刍式研究投稿论文,也将促进其自身研究水平提升。并且,“中国审稿人意见出现越多,越有利于提升中国科学家整体的国际话语权。”普雷斯顿认为,“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全球科学共同体越来越需要来自中国科学家的推动。”

有鉴于此,普瑞思顿建议中国学者,更多地参与到这个已有38万审稿人的平台来,一边贡献智慧,做越来越受追捧的审稿人,一边在审稿中汲取力量,得到更好的学术成长。

美国是将审稿当做学术贡献的组成部分,其接纳技术移民时,几个主要参考指标就包括审稿经历及论文、学术机构职务、学术会议报告等。孙学军建议从政策层面对学者参与国际同行评议有所引导。

蔡磊建议,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不要拒绝自己本领域,尤其是小领域的审稿邀请。

现在,Publons已经与斯普林格等国际学术出版巨头合作,来自25000余种期刊的超过200万条审稿记录被公开认可,逾2000种期刊成为Publons的官方合作伙伴。

国内高校如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已经开始与国际接轨。如将审稿计入工作量,或要求学科负责人承担学术兼职工作,考察其审稿、期刊编辑经历等。马军透露,还有单位会对审稿、同行评议工作予以物质奖励。

同时,国内一些科学家正在呼吁,将包括审稿工作在内的各类学术贡献纳入科研评价体系,对基金资助机构来说,也应该鼓励研究人员参与更多同行评议,并做资助考量。

但是,实名注册的中国审稿人才10049人,与平台直接合作的中国学术期刊出版物才5家。左西年认为,打破语言和国别隔阂,提升同行评议的效率,积累并量化全面的学术贡献度,应是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科学家的共同追求。

“不过这些工作本就是科研人员义务,不必过度物质化,给不给奖励都没关系,以防变味儿。”马军提醒,“通过同行评议获取国际学术圈的认可,这本身就是种荣誉。”

不过汪景琇指出:“审稿的保密制度还是必要的,以便规避其中的利益互联或冲突,保证审稿的客观和公正。”

(科技日报北京5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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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景琇还表示,找到合适审稿人不难,但更希望将目光放在中国期刊发展水平的维度。“我国科技期刊一直以来分散办刊,没有自己的大型出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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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科学家一样,他期待随着产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越来越多高质量稿源的支撑,国内科技期刊能够拥有更高的国际影响力,以更高的水平反映出中国投稿人、审稿人的学术贡献。

《中国科学报》 (2018-06-07 第1版 要闻)